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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不会演讲，讲不出什么精彩的意思，今天就是来辩解：为什么我不是读书人。
这是一句老实话。刚才，我在餐厅碰见上海来的许纪霖先生——几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我说：“你和陈道明长得真像。”他说得很有意思：“不对，是陈道明像我。”许先生真的是读书人，我读过他写的书。我还听说昨天丁学良先生也来讲，他也是读书人。深圳的读书月，一定请了不少国内著名学者、教授，他们真的是读书人。
一个人不可以随便讲自己是读书人。我和书发生关系，是因为这些年写了几篇文章，凑成书，人家就说：你是写书的，抵赖不掉。有人忽然把我说成是优秀的散文家，这真是要命——我不过当了写作的客串，但要我对人家说“我是读书人”，这句话说不出口。
大家大约知道我们这拨人的经历。我是69届的初中生，66届的小学生。有一位著名文学家和我是同届——王安忆女士。1983年我在纽约第一次见她，她和她妈妈茹志娟来美国访问，说要见见我，就见面了。一见面，发现她居然是写小说的，我非常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一届读书最少。在座的可能有老三届（66届、67届、68届），多少读过一点书，上过初三、高三之类，好歹67届还上过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大家要记得，20世纪60年代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比今天好太多了，老师的水准不一样。
我还有一位老朋友，是阿城。他也就是初三毕业，但是你们要是和他谈话，就会发现他什么都知道，科技知识也懂得很多，读书之杂、之多，记忆力之好，惊人。我年轻时交到这些朋友，有什么问题就问，没看过的书听他们讲讲，我就觉得好像我也读过了。
我碰到王安忆，发现她和我同届，我们立刻有个默契：我们都没读过书。但是，我画起画来，她写起小说来，莫名其妙都混到一点名气，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道理很简单，就是文革结束，非常荒凉。断代，没有人，我们就混出来了。 69届初中生，一定是66届小学生。大家都知道，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了，一场浩劫开始了。十年间，教育停顿，学校关门。但我和你们说实话，后来我和老朋友交流经验才知道，其实当时小孩子高兴坏了：第一，不上学了；第二，不考试了；第三，可以在马路当中走，全国进入无政府状态（1966年～1967年）；第四，可以跑进任何政府机关，公检法、上海市委，小孩子长驱直入，爬到屋顶上眺望，也不知道想干什么，一天到晚就这样混。混掉一年之后，毛主席想想不对，讲了一句话：“复课闹革命。”我们这些小混蛋又给弄到中学去了，是指定区域的，用不着考试，你住在这个区就进这所中学。
进去后直到1969年毕业，我不记得上过一堂语文课。没有课本，因为过去所有课本都是“反动”的。我只记得上过一两节数学，记得一句话“两点成一线”，我想：一根线都这么讲究，我一天到晚画线条，不知道“两点成一线”。此外完全忘记了。又上了几节英语课，学什么呢？就是用英文讲“打倒帝国主义”、“毛主席万岁”。我记得很清楚，英语女教师不断教我们那几句，反反复复，结果一次她舌头没转过来，忽然讲错了，讲成“打倒毛主席”。坐在我后面的几个女生立刻站起来厉声喝叫：反动！认罪！低下头来！这是我第一次领教女生的厉害，你想想看，初一的女生，14岁。那年月一天到晚就是要人认罪低头，女生很熟悉这套话语。怎么办呢，这位老师大概有一个月左右每个班上去做检查，对毛主席像鞠躬，认罪，哭。
除了这些事情，我们上学干什么呢？一是到工厂劳动，一是到农村割麦子，再就是看老师被批斗，听广播里公判枪毙人。最长的一次公判，40多个人被枪毙，我们就跟在后面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是读书吗？
到了1969年初中毕业，我们就被塞到火车里，全部被送到乡下去了。这样一种学历，到处和人家说“我是读书人”，太猖狂了。
可是另一面，我们能够读到的书，全是在那段年龄（十四五岁一直到二十岁左右），为什么呢？书店关闭了。偶尔开着的书店，大家不能想象，架子上只有三种书：一种是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而且是经过选择的，并不是所有马列书都让你读；然后就是鲁迅的书，也是经过选择的，有单行本放在那里；再有一种书，就是革命小说。有一本广东作家写的《欧阳海之歌》，在座年龄大点的朋友应该听说过；还有一本是《金光大道》，作者是浩然。浩然去世了，他长得很好看，但他后来很失落，其实他写得蛮好的——就是这么几种书。后来稍微多一点了，医疗书，什么《赤脚医生手册》之类的。这样的书店，就跟当时的菜场一样，菜场里面就那么几种菜，还要排队，还要凭票。那真是极度匮乏的年代。今天不能想象。 可是总会有一些意外发生。我喜欢画油画，当时有很多画册流到社会上来。红卫兵抄家，冲到人家家里把书拿出来。拿出来干嘛呢？两种办法：一是当着你的面全部烧掉，熊熊烈火。我看到过好几回上海人家有点钱、有点家底的，一箱一箱书从楼上扔下来，堆在大街上烧掉。小时候不懂，不知道那是什么书。另一种办法，就是红卫兵自己拿回家看。红卫兵也要看书的，包括《基督山恩仇记》、《安娜•卡列尼娜》。红卫兵晚上抄家，白天醒过来看《安娜•卡列尼娜》，你能想象吗？一个红卫兵，十六七岁，在那里看普希金，看莱蒙托夫，看哪个公爵为了夫人开枪决斗。总之，一帮野孩子在读贵族的书，我也是其中之一。我没有当红卫兵的资格，但是有红卫兵朋友，大家借过来借过去，为了这事吵架：你怎么还不还给我？其实我已经借给别人了。这样子，抄书、烧书、封书、偷书、借书、还书，是我们青少年时代大约有一点求知欲的青年都有过的经历。最近北岛让我们回忆上世纪70年代，其中有个很著名的作家专门谈这个问题，就是文革时期我们这些人怎么偷书、抄书。
这份书单，可以大约报给大家听听。比如说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契诃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国作家德莱塞、海明威、杰克•伦敦，英国作家狄更斯、哈代，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莫泊桑。这是50后青年的共同经历，看翻译小说。小说范围不用讲，整个中国当时就那么多翻译书，一大部分还是解放前翻译的，现在可以说是民国时期翻译的。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会看竖排本，看繁体字，后来去美国一天到晚要看对岸的“反动报纸”，台湾的竖排本和繁体字，我没障碍，都认得。
中国文学四大名著，当时在我玩的几个小朋友那里借不到，所以非常惭愧——我不知道今天的70后、80后、90后是在几岁读的《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我实话告诉大家，我到40岁出头才读了《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非常难为情，而且差不多忘记了，不是读书的年龄了，记不住了。只记得我在大都会博物馆临摩名画，天天临，当中出来抽烟，就摸出《三国演义》读，读到关公被拉出去杀头，眼泪下来了，心里好委屈，其他就不记得了。 我到纽约时，英文还没有好到可以直接读原文，就看台湾翻译的各种哲学和文论，比如叔本华、尼采、本雅明、罗兰•巴特、德里达。这些书应该在年轻时看，慢慢到30多岁，就有分析能力了。可是我30多岁刚刚读。现在大学教哲学、教文论的年轻教授也就30出头，他们高中时代就看这些书，记忆力好、概念清楚。我比他们大20岁左右，站在他们面前，怎么好意思说我是读书人？
大家知道，上海、北京从前都有旧书店。阿城非常熟悉北京的琉璃厂，他说他的读书经验就是在上世纪50年代，下课跑到琉璃厂看杂书，就站在那儿看。上海有条福州路，民国时期遗留的旧书店一家连一家，很多宋版书、明版书、清版书，我小时候经过这些旧书店还能看到。虽然解放后公私合营，但世世代代旧书店的味道都还在。文革开始，一夜间捣毁、关闭，没有了。现在琉璃厂还在，福州路还在，但再也恢复不了几十年、上百年开下来的那种旧书店格局。我前年到东京，问人家哪里是旧书店街？说是在神保町。我坐着地铁去，一出来看到那条街，立刻想起小时候的上海福州路。神保町家家书店都很旧，小得要命，整个空间大概就像这张桌子那么大，老板坐在书堆中，在那儿吃便当，弄个小电风扇，一个小灯泡挂着。他不是穷，不是破烂，他是摆谱，他真的有谱可以摆：我这是多少世代的旧书店！
这就是咱们一天到晚说的人文积淀。我们这儿呢？全毁了。好好的传统，没了。
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些书，交给今天任何一个大学本科生、一个高中热爱文学的青年，尤其是一个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我说“哥们儿，我读过这些书”，他面子上不笑我就不错了。这是最起码的书单。我到现在还经常认不出有些字，母亲给我写信还纠正我的错别字。我母亲不算读书人，抗战时上到初中，打仗了，再没机会上学，出去参加抗日救亡剧团，十五六岁就走了。她是民国时期老知青，在浙江上的是乡镇中学，老师是日本留学回来的，教古文，教英文，所以我母亲识的字比我不知多多少。她喜欢看字典，很生僻的字都认识，诸位想想，当时一个民国初中生，居然认识这么多字。她说，她没想到儿子怎么会出版书，哪页哪页错别字，哪页哪页有笔误，她都知道。
我说自己不是读书人，也有点说反话的意思——前面一句是老实话，后面一句是反话——读书是很安静的事情，房间里有人，一点声音没有，肯定在读书，现在变成看电脑。看电视有声音，吵得要命——论教养，你如果真是读书人，你不会讲出来，不会告诉别人。你读书也好，弄艺术也好，不要弄成一个身份——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你会画画，你会做两行诗，或者你会弹钢琴，不要和人家说。这是我到国外才学会的。国外很牛的人站在你面前，害羞得要命，明明弄了四五十年这个专业，他还拼命躲，不讲，我才知道：原来教养是这个样子。但我们这边不是。我出国前，从没当面听到哪个人说：我是读书人，我是知识分子。很少有人说这句话。1992年回国后慢慢交些新朋友，我发现真有人会说：我是做学问的，我是读书人，我们读书人怎样怎样；我是艺术家，我是雕刻家，我是诗人，我是作曲家……我听了，好害臊：这怎么好意思说出来呢？而且名片上还印着“某某画院二级画师”，然后打电话来：丹青啊，我通过一级画师了，咱们吃饭、喝酒。这等于名片上告诉你说：我是处长，我是局长，我是厅长。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怎么会变成一种风气：一个人的身份那么重要。当然，重中之重——我们党最喜欢讲“重中之重”——就是权力，就是官位。今日中国的官文化，空前重要，《官场现形记》的作者要是活到今天，肯定抱头鼠窜，根本看不懂今天的官文化。
可是我说我不是读书人，已经是一句不该说出口的话，也属于没教养，是急不择言。但我没办法，到这儿来讲演就得有个题目。每次都是预约，当场要给讲题，我就举着电话在那里现想，急出这句话，其实讲些什么都不知道。
一整代的教养失去了，不知道这就是没教养，不知道什么叫做教养。我相信胡适不会对人说“我是读书人”，陈寅恪不会对人说“我是读书人”、“我是研究学问的”。陈寅恪，大家知道，游学列国，懂20多种语言，可是我画《清华国学研究院》时看他的资料，他任教填表时，就填两种语言，一是梵文，另一种好像是德文，把自己很多学问抹掉了。他到香港逃亡，本来去医病，结果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了香港。日本人占领后，想让他出来做事，他不肯；日本人到他家去交涉，说你要出来，家里就有粮食送过来，他不肯。结果大概有一点粗暴了，危险了——具体什么情节，我忘了——忽然他就和日本人当场交涉，讲起日语来，很流利的日语。他太太都吃一惊，不知道他日语这么好。但是不到万不得已，不到要出事儿了，你都不知道他会讲日语，这就是教养。
但是，我在胡适的书里看到过“我们读书人”这句话，我相信他讲演时也说过这句话，这是另一回事情，是政治语言，是抗争的姿态。他这句话是针对当时的国民党，意思是说，你们是武人，是弄政治的，国家的事情不能你们讲了就算了，你们要听听读书人怎么讲。但他平常不会跟人说，我相信，北大、清华当时一大堆教授像周作人、辜鸿铭，都不会对人说“我是读书人”。这是最起码的教养，随便哪个小镇上稍微知书达礼的人，都不会对人说“我是读书人”。
可是今天为什么会有这句话？因为我们大面积丧失了读书的传统，我们有过巨大的断层。等到水泥地荒草慢慢长出来，大家高兴了，有一种身份确认：你是做生意的，你是当领导的，我呢，读书人。但是这句话背后有大尴尬——今天的读书人，说实话，不是在社会上被尊重的一群人，他最后剩下一个不那么丢脸的身份，一个雅号——“读书人”，此外他什么都不是。他知道社会其实看他不起，他的心里会对自己有个交待：我没钱，我没权，可我是读书人。今天，一个房地产商走过来，一个所谓老总走过来，说“不好意思，我是做生意的”，也许他很诚恳，表示自卑，但谁都知道，那才叫身份。我常在各种场合遇到有钱的主儿，年纪很轻：“陈先生，不好意思，我是做生意的，是个俗人。”我知道他其实蛮得意，他的地位比别人高，他的收入别人不能比，他在这个社会是真正被尊敬、被巴结的人。
所以这是微妙的事情。也许我错了，在座哪位如果对人说“我是读书人”，你可以向我抗议：我不是你讲的那个意思。
我说我不是一个读书人，还有一点气话的成分在里面，为什么呢？我大约可以看得出来，这60年来，读书人、文化人、知识分子在这个国家是什么遭遇。大家知道最近钱学森同志刚刚去世（高寿），他是两弹之父，周恩来亲自请他回来，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科学家，当然他绝对是一个读书人，没问题。民国时期出了很多这样有出息的读书人，跑出去有出息了，像吴健雄、杨振宁、李政道这些人，但是我真的很佩服钱学森。钱学森很爱国就回来了，他回来以后，哪里看得出他是从美国回来的？穿一个军大衣，戴一个军帽，跑到西北的无人区研究原子弹，为什么？他得到党、政府、国家的最高礼遇，这批人绝对要养起来、用起来，即使在饥荒的年代，这些人食油的配量、糖的配量都和普通人不一样。其他人境遇可就不一样了。大家知道文革有多少文艺人自杀、被关押、发疯，然后衰败，最著名的就是老舍先生跳河、傅雷先生上吊。傅雷先生上吊的时候还很有教养，他和他太太一块儿上吊，商量好了，万一绳子断了掉下去，会惊动楼下的人，就垫了棉被在下面，掉下来之后声音可以轻一点——最后一分钟还很有教养。留下的遗嘱很有意思：欠谁谁谁多少钱，什么时候还给他；留下来的钱给佣人，跟着一辈子了；还有多少钱，存款在哪里……都交待好了，简直就像希腊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死之前说我欠谁一只鸡没有还给他，希腊时代一只鸡也那么重要——我昨天在广东吃了很好的鸡，每根骨头都啃完了——希腊时代，一只鸡也很重要。
李敖说：胡适、鲁迅、傅斯年、林语堂这些人，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被尊敬的知识分子。这话说的是对的。被谁尊敬呢？就是被军人尊敬，被流氓尊敬，被政府尊敬。蒋介石是个军人、大流氓，当时是总裁，他多多少少还是尊敬知识分子的，他当然要利用知识分子，但在利用前面，先有个尊敬在。
大家应该知道蒋介石和胡适的关系。起先他讨厌胡适，因为胡适在1927年后公然说蒋介石是反动派。当时中国统一了，北伐成功了，蒋的做法就变了。胡适就说他背叛革命，搞独裁，应该下台。胡适那时多大年纪？30出头，很年轻。当时不是一个两个胡适，全国到处都有知识分子公开咒骂蒋介石，说你胡闹，你背叛革命，你下台。郭沫若也讲过，我看过他演讲的录像。就这样，蒋介石对胡适不高兴。后来有一次在武汉吃饭，他俩碰见了，蒋介石觉得这个人很儒雅，有脑子，可以用，于是诚心诚意地尊敬他。不久抗战爆发，蒋介石就说：胡先生，你帮帮我，你到美国去做大使。胡适去了，做了很多事情，包括争取美援，争取国际同情，孤立日本，等等。后来蒋介石失败了，退守台湾前关于总统选举问题，他甚至一度想让胡适出来给他撑门面：你来竞选总统。不管这句话是真是假，大家想想看，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事情？笑话，不可能。你说蒋介石虚伪，利用胡适，胡适也知道这不是真意思，可即便是假的，现在这种事也没有啊！
到了台湾，又有很多风波。大家知道雷震办《自由中国》，他是国民党内部的改革派。这些改革派说蒋介石你搞独裁，你把大陆丢了，到了台湾你还搞独裁，搞特务统治，行不通了，我们要自由、要组党、要言论开放……他的后台是谁呢？就是胡适。胡适支持他，让他放开胆子弄。可是胡适很理性，他说：现在我们已经退到台湾了，已经没有政府可以支持了，如果我们不帮助国民党、不理解国民党，我们还能帮谁？这是很实在的话。可是底下的军人（国民党里面的强硬派、右翼）把《自由中国》封了，雷震被判了10年。后来蒋介石和胡适一起吃饭，蒋介石说“这个家伙通匪”，还对胡适讲了一些话。胡适回答得很得体，他说：“总统，你这话说得太重了，我承受不起。”他坚持了自己的意思。这样的事情，1949年之后中国国内不可能有啊！梁漱溟稍微顶了一下，全场一起骂他，梁漱溟也没办法，嘴瘪进去，很不服的样子。“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之志不可夺也！”就这么一个人，讲了这么一句话。可是民国时期有的是这样的场面。傅斯年当着总统的面说：你把我脑袋拿走，这件事情我也不答应。不买你的账，不改变我的说法。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命运也痛苦，有些走向歧路，有些走向死路，很多年轻书生被枪毙，但是大量知识分子在战乱年代还是可以把声音发出来。
这30年来，知识分子得到部分尊重。尊重来自两方面：一面来自执政者；另一面来自社会（老百姓）。
1989年以来，大家非常清楚：知识分子、学生、年轻人，都懂得非政治化。咬牙，该挣钱的挣钱，该入党的入党，该当官的当官，该收钱的收钱。
上世纪80年代初流传一句话：“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是真的。为什么呢？当时小摊贩、小生意被允许了。阿城告诉我，有位云南知青回到北京，没活干，自己拿个大桶，就在北京火车站外大马路上点起火来做面条，千千万万旅客出来吃碗热汤面，他就很快发财了，成了万元户。那时什么工资改革、市场经济，还没开始弄，一个在科学院或军事机构的老工程师，工资可能真不如一个卖茶叶蛋、卖面条的。90年代不一样了，新世纪更不一样了，学者、文人、科学家的工资待遇、社会待遇，比过去好很多。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你要安分，你要听话。给你房子了，给你地位了，给你一级教授二级教授了，你还要怎样？总之，是一个有前提的被尊重的方式，打引号的尊重，一大部分文人、读书人因此进入权力阶层。
我经常看到《南方周末》或者那些不安分的报纸，突然头条新闻说是哪个“学者官员”落马了——听到这个词还有点快感：骑在马上，然后“落马”了，意思就是双规了——然后说他以前拿过硕士、博士。这种例子看得多了，我就想：好啊，你们去做读书人，我可不要做，我是画画的。
而读书人现在又被发现了另外一种价值：可以做门面。我回国时正好大学合并，2000年我糊里糊涂被弄到利益圈里。当时还以为可以弄点教育、做点事情，糊里糊涂进了清华，然后一天到晚听他们讲院校合并、开发校区、学术科研、项目经费……我刚回来听不懂，时间久了才明白，原来一大群知识分子被一小撮进入党内的知识分子利用，做国家的门面。对外说：你看，我们现在有多少教授、多少博士生、多少硕士生、多少学术成果、多少研究项目……多好听啊！一不留神，已经2009年了，期间我去过欧洲、去过美国，我发现所有大学的规模和中国没法比，中国可能是全世界大学规模最大、教授最多、博士最多的国家，“非常伟大”。
这两年闹国学，孔子吃香了。世纪初中国人打倒孔家店，到了世纪末，孔子又成了圣人。据我所知，全世界现在有100多个孔子学院，教些什么呢？据说主要教中文。教中文倒也好，歌德学院在中国也主要教德文，但人家还有一大堆文化项目，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项目好意思拿到国外给人家看，说“这是我们的文化”。但孔子学院肯定办起来了，又可以养一大群官员、一大群读书人。
还是应了鲁迅的老话。鲁迅有一篇文章说“孔夫子是被权势者捧起来的”，第一个捧他的是董仲舒，独尊儒术，从此废黜百家，其他学术都靠边站，孔子最要紧。一路这么捧下来，军阀也要捧他，皇帝也要捧他，为什么？“儒表法理”，用儒家的说法作为教化、作为伦常纲纪，是有必要的；内里就是法家，无情镇压、无情统治——两条腿走路，中国文明一路下来。我不是说孔夫子不好，李零先生讲得对，孔子生前就是一条“丧家狗”，和现在的知识分子差不多，当然，我指的是绝少数非常傻的知识分子，一天到晚觉得手里面有很多好意见——你要不要？不要。又问那里：你要不要？不要……
现在很简单，你要献策，先入党，你是不是党员？不是，那不行，你入党就好办。可是一入党，文人原来的那点意思，就软了，没有了，就做官了，变成另外一件事情——很抱歉，在座肯定不少党员，我老婆也是党员，我没有嘲讽的意思，我只是描述一种状况。所以今天知识分子也可以换一个说法：地位从来没有这么高。我的好多同学现在都是局长级、司长级，处长都是小意思。70后的学生跑过来，递一名片，我一看，处长，我该叫他领导：王处长，您好！好久不见！
所以我说我不是读书人，也有沮丧的意思——不是为我自己沮丧，是为被叫做读书人或者自称读书人的群体沮丧。
韩寒，大家知道，在座的年轻人看不看他的博客？我非常尊敬他，非常佩服他。他最近写了一篇东西，叫做“文化大国”。他的思路和下笔处，总是很具体。我有时候看他的博客，很惭愧，我讲话还是太空，而他能从一件事情很具体地展开。他的文章意思是说，目前中国的富豪榜上，绝大部分是房地产商，没有一个出版商，没有一个文化人。他说，全国的出版业、图书业，好不容易一年下来，核算利润，根本比不过随便哪一个房地产商。我不知道他的数据是从哪里来的，可能有小错，但是不会有大错。在座肯定有不少是做经济的人士，你们应该知道，中国今天真正有权有钱的是哪一群人，所谓文化人、做书的人、出版人，砸钱、算账，根本休想比。
国外不是这样。我见过国外的媒体大王，做书的人，也不是了不起的大富豪，但在经济格局中绝对有地位，更不要说好莱坞这样的电影产业，绝对有地位。韩寒说他要办杂志，他要给全中国杂志最高的稿费，他说现在文化人活得太没尊严了，一万字也就几千块钱。我们现在翻译上不去，稿费太少了，可怜巴巴在那儿过日子——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翻译家，年轻的、刚毕业的、正在找活的——我们拭目以待，看看韩寒会弄得怎样。
这里碰到一个问题：经济收益是不是衡量读书人地位的标准？你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韩寒是畅销书作家，他有资格这么说：我是个畅销书作家。可是钱不够花，这是不对的。他坦然承认，因为今天的高房价，他买不起房。全世界像他这样的博客点击量，没有。欧美有谁有过一亿两亿的博客点击量？没有。德国人口几千万，也就和台湾差不多，荷兰人口只是台湾的一半，可人家都是文化大国。所谓“大国崛起”，其实是一些小国崛起。
畅销书作家和作家是两个概念。所谓作家、艺术家，我今天写这本书、我今天画这幅画，实在是我喜欢，社会并不需要它。他不应该说：哪天我要买什么房子、买什么车。他自己选择了贫穷。卡夫卡，他有另外的职业，他白天上班，晚上窗帘拉起来在那儿写，写到快死了，叫他朋友全部烧掉，他不满意。我最近刚去了布拉格，去了卡夫卡的博物馆，很忧郁的一张脸，好多手稿，他根本不求闻达。这样的写手，全世界非常多。我在美国也是这个样子，我不抱怨钱不够花，这是我自己的选择，这个社会并不少我一张画。
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赌钱，他写作非常快、非常多，去换稿费；巴尔扎克还投资，全部失败，生意上是个傻子，写作上是大师。这样的人经常在钱的问题上挣扎，托尔斯泰不用，他是大贵族、大地主、公爵，他一辈子也不会用小说赶紧换钱。改了又改，精益求精，这是要有经济前提的。西方吸收了历史教训，今天的西方不太有梵高那样穷困潦倒的伟大艺术家，因为充分的市场化，艺术家过上了比较有尊严的生活，18世纪、19世纪这种个人的悲剧，没那么显著了。
总之，我说我不是读书人，第一是老实话；第二是在说反话；第三是在说气话；第四是有点沮丧。但我要告诉大家，我说自己不是读书人，是要给知识和书保留最后一点诚意和敬意。
我虽然读书实在是少，但书本告诉我：你知道的非常少，还有很多事情、很多道理你不知道。每次媒体让我谈读书，我都会拒绝，尤其是叫我推荐书目，我不好意思说我今年读了哪本书，然后登到报纸上去，让别人去读——你怎么知道别人没读过？如果有很诚恳的年轻人站在我面前，我可能会想一想，我会问他“你读过没有”，他说没读过，我会说“你去试试看”。但媒体每年这样的邀请我都会婉言谢绝，我做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书教给我的就是一件事情——你不要自以为是，你要自以为非。
昨天媒体采访，问我到不到书店去买书。我去的，我上世纪90年代回国，一大快乐就是窜书店，买一堆书，塞箱子里，很重地扛回纽约去。我非常高兴，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出了好多书，虽然还有很多问题，还有很多禁书，咱们买禁书还得跑到香港去，但不管怎么样，今天国内的各个书店已是我大半辈子见过的最繁荣的时期，非常了不起了。可是很惭愧，
2002年以后开始有我的书放在里面卖，我差不多就不进书店了。我没办法告诉大家这是什么心理。我很年轻就有展览，全国美展也参加过，只要有我的画挂在楼上，我就不好意思进去，磨磨蹭蹭，蹭到展览快收了我才进去，帮着把画摘下来。就是不好意思，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在胡兰成书里看到他说，古人箭中靶心，射手会低头叫一句惭愧，我明白这意思了。我小时候看到体育场那些人一天到晚打球、投篮，我发现最会投球的人投中了，旁边有人叫好，他总是低着头跑开，我现在明白这种心理了——我从来没想到居然会有我的书在书店里卖。有两次学生开车带我经过书店，说：陈老师，咱们进去看看排行榜？我说：你去。我就躲在书店外面。不是说我完全不关心书卖得怎样，就是不好意思进去。我差不多5年没进书店了。销售活动我得去，直接面对读者，签签字；平常呢，我再也没有在书店泡一个下午这种生活了。
我对书充满感激，对阅读充满感激，什么感激呢？就是一本好书会让我安静下来，让我有内心生活。人每天爬起来，走出去，都是为了谋生、应酬、作假，不得已。片刻的安静，都是书带来的。法国人蒙田曾经讲过一句话，大意是：人类的一切灾难，是因为人回到家里还是安静不下来。我很庆幸没变成在自己房间安静不下来的人。现在我在这里做秀，不要脸，可是只要回到旅馆房间，两分钟，一根烟，我马上安静下来，可以看报纸、看书，开始写我中断的稿子，这和我多多少少还在读书的习惯有关系。昨天记者也问我：阅读有什么好处？书给你带来什么？我想来想去，就说书会让你静下来，这是很要紧的一件事情啊，做气功也无非是让你安静下来吧。
弗吉尼亚•沃尔芙，英国女作家，后来跳到水里自杀了——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英国电影，很漂亮的女演员演的，叫做《时时刻刻》，一上来就是她站在河边犹豫要不要死，然后咣当跳下去，从水下面拍摄她的裙子散开来——沃尔芙写过一本书：《自己的房间》。她被认为是最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在她那个年代，在英国这样的国家，一个女孩子能在家里有自己的房间、自己的空间，能够关起门来做自己的事情，不去做家长和社会要她们做的那种淑女，这在19世纪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她非常恳切、非常智慧地写了一本《自己的房间》。她为什么要有自己的房间？她躲在房间里干什么？我想，其实她就是在读书、在写作，安安静静。
最后我想对大家说：每一本书都会变成你自己的房间，它让你躲进去，给你庇护，让你安静。在座的年轻人，还没出道，可能租一间房间还比较困难，或者和爹妈、或者和同学一起住，都渴望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我们在插队的时候，桥底下睡过觉，田野里睡过觉，两三个男孩挤在那么窄的床上，也睡着了，那时真渴望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但是我的青少年时代非常快乐，现在想想，就是因为有书。有了书，你就好比有了自己的房间，每一本书就是自己的房间啊。（2014-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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