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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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君阁道碑》系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即公元57年）所刻。这是史有记载，未曾见物的国宝，历朝历代的考古工作者、史学家、书法家梦寐以求的古代文物。说它是碑，是因为史书中记载为碑，实际上是摩崖石刻。刻石镌于高约 350厘米，宽约150厘米的页岩自然断面上，上面岩石呈伞状向前伸出约2米，形如屋顶，有效地保护了刻石免遭日晒雨淋。刻石四周随字体变化凿成一不规则梯形，高65厘米，上宽73厘米，下宽76厘米。全文共52字，排列7行，随字形简繁，任意结体，每行7字、9字不等。其铭曰：“蜀郡太守平陵何君，遣掾临邛舒鲔，将徒治道，造尊楗阁，袤五十五丈，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建五中元二年六月就。道史任云、陈春主。”字迹清晰完整，最大字径宽9厘米，高约13厘米。书法风格极具早期汉隶典型特征。结体宽博、横平竖直，波磔不显，古朴率直，中锋用笔，以篆作隶，变圆为方，削繁就简。其章法错落参差，洒脱大度，反映了由篆及隶的演变过程。

曾经在历史上享有盛誉的“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西汉摩崖石刻)在失踪1000多年后近日在荥经县境内神秘现身。据发现此碑的荥经县民建乡小学教师刘大锦、牟健介绍,他们是不久前偶然在一块山崖的石壁上发现此碑的。经查阅资料,竟然是失踪千余年的“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他们立即拓片向县里报告。此碑在古时有拓片流出,《金石录》有其临摹缩本,《墨宝》云“此碑出于绍兴辛末,在荥经县……”《荥经县志》对此碑亦有记载,但碑在何处,一直成谜。
    碑文释读
　　释文：蜀郡大（tài）守平陵何君，遣掾（yuàn）临邛舒鲔(wěi)，将（jiàng）徒治道，造尊楗(jiàn)阁，袤五十五丈。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道史任云、陈春主。
　　注解：①蜀郡，东汉时已很小，大约相当于现在阿坝、温江、雅安三个州、市所在地域。②大守，即太守，亦称郡守。据清江沅《说文释例》：“古只作‘大 ’，不作‘太’，”《易》、《春秋》、《尚书》、《史记》、《汉书》中的“大极”、“大子”、“大上”、“大誓”、“大上皇”、“大后”中的“大”，后人都读为太，或直接改写为“太”。③平陵：古县名，在今咸阳市西北，因汉昭帝葬于此，故以其陵名县。④掾，下属官吏。⑤临邛，古县名，今四川邛崃县。⑥将徒，将（jiàng），去声，率领。徒，《广韵》：“徒，隶也。”，服徭役的人。据《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汉中太守钜鹿鄐君，奉诏受广汉、蜀郡、巴郡刑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动工开通斜栈道，至永平九年落成”可判定这里的“徒”亦必为刑徒、犯人。相当于今之劳改队。秦汉时修路筑城之类的事，基本上由这些人来做。（此刻石比《何君阁道碑》迟了九年，在陕西褒县。宋人晏袤评其“与光武中元二年《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体势相若。”两道皆为同一队伍修建也有可能）“⑦尊楗阁，尊，《广韵》：“尊，高也。”《韩非子、外储》：“虞庆为屋，谓匠人曰：‘屋太尊’”，意谓“房子太高了”。楗（jiàn），《汉语大字典》：“河工以埽（sào）料所筑的柱桩。”这种护堤的柱桩高可达数丈。平原地区缺大木，是用竹索、木条、土石捆绑而成。东汉时本地绝不乏巨木（今亦不缺），可以肯定，此处之“楗”，必为高大的原木所为。阁，原指“架子上置放食物的木板”。荥经人叫“望板子”，栈道象其形。总之，尊楗阁，可理解为“高脚桩栈道”实地观其势，栈道孔距河床不及两丈，东汉时河床应更高些，估计当时栈道由大木桩直撑到河底。⑧衷（mào），袤的古写，南北长为袤。《汉语大字典》书一号墓竹简为“ ”与马王堆易五的“衷”字写法几乎完全一样。古人厘定为“袤”是有道理的，因荥河那段走向基本呈南北向（略偏西北东南），故称袤。⑨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即今所谓用了多少个工，恐不一定指历时三年多。⑩建武中元二年，建武，东汉第一个皇帝刘秀年号，建武中元二年即公元57年，距今1947年。○11就，完成，据《鄐君刻石》后有“落成”，类同可证。○12道史，严道地方官。《汉书·百官公卿表》：“（县）有蛮夷曰道。”史，春秋时为太宰的副官，掌管法典和记事，后来一般指副贰。可理解为“严道县长助理”。另一种意见为“交通厅长”。
　　译文：蜀郡太守平陵人何先生，派遣他的下属官吏临邛人舒鲔，率领着服徭役的队伍（来此）修路。建造了高脚柱栈道，南北共长55丈。用了工作日1198个。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完成。严道地方官任云、陈春主（记）。
　　由此可见，这是一方摩岩纪功刻石。
    书法史上的意义
　　《何君阁道碑》是以书法名世的。虽失踪千年，但典籍多有记载并评价极高。荥经旧县志中邑晚清举人汪元藻、民国县志主编张赵才对此记录甚详。说《隶释》、《碑式》、《字原》、《墨宝》、《金石索》等名著中都对它称道不已。尤其是洪适在《隶释》中把它推上了隶书的颠峰。洪适说：“东汉隶书，斯为之首。字法方劲，古意有余，如瞻冠（guàn）章甫而衣（yì）缝掖（yè）者，使人起敬不暇。虽败笔成冢，未易窥其藩篱也。”（译文：东汉的隶书，它算是开头的。字形方正遒劲，古雅的韵味最为醇厚。好比我们看见那戴着殷商时代的黑布礼帽，身着儒士宽袍大袖礼服的人，令人肃然起敬不已。学写这字呀，即使写秃的笔堆成一座坟，也不见得就沾了它的边。）、精于金石考据的清代大学者、书法家翁方纲也对此碑之失传而扼腕叹息。
　　观赏这一石刻，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率性、自然。写字人本身绝无在书法上炫耀一番的功利心，纯粹客观记事而已，因而毫无刻意求工之态。其章法，竖看行距大致齐整而略有穿插，横看则完全无行，错落参差，洒脱大度。一行中少的六字，多的九字，尊重字的个性根据字的个性来决定张弛。比如“郡”字长九厘米，而紧承其下的“大”字却仅四厘米，不及二分之一。“尊”字最长，十四厘米，竟与“九十八”三字相等，非常抒情，这就是早期汉隶特有的开张气。与晚期隶书布如算子的拘谨呆板章法毫无二致。从字形结构上看，它还明显带着由篆向隶过渡的痕迹。比如宝盖头的长覆着地，“五”字互扭的古老写法。走之的写法离“ 辵 ”（chuò）字尚不远，上边三撇变了三弯。“舒”和“鱼有”的右边都是道地篆体。从笔画看，基本上用中锋圆笔，而中锋圆笔正是篆书的基本笔法。势如钢锥画沙，稳健、朴拙。又多变化，如“郡”字右耳曲线，居然穿越一竖画圈转出（）。而“陵”的左耳，“邛”的右耳却又另作姿态。一捺，大多硬挺直拙，仅“大”字波磔燕尾明显。“春”字的“日”作三角形，很有今天艺术字的味道。
　　总的说来，此刻石体方笔拙，不拘小节，自由随意，古朴典雅，气魄夺人，只可仰视。加之一千九百余年的日月精华、沧桑磨洗，掺和了大自然的神工造化，大有不食人间烟火之气，令人想入非非，心灵得到极大的美感享受。洪适之言，实不为过也。
　　《何》碑之所以失踪，于今看来道理非常简单：蜀—身毒（印度）道荥经段自从改走大相岭后，路从花滩折而直接向南，再也不经过它的脚下了。但此前流传出去的拓片早已使它名扬四海，被人一再临摹。不过大多恐怕已是面目全非了。洪适绝对没有见到过原刻石，甚至连原拓本也没有见过，不然他怎么会在《碑式》中说：“建武中元处有缺”这么明显的错话呢？以今观之，何缺之有！（缺在“九十八日”下，因下文是皇帝年号，不得不提行另起）。典籍著录不见于晋唐，而洪适所述又如此讹误，可见至少在宋朝时，世人所见的《何》碑不是拓本而是临摹。从格式字体上讲恐怕都已发生相当的变异。至于邑先辈汪元藻老先生于成都沈鹤子处临写回来的《何》碑（后做了荥经县中学的奠基石），就真不知为何碑了。
　　在《何君阁道碑》发现之前，唯陕西褒县的《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被认为是东汉最早的刻石（永平九年落成，即公元66年），现在当然只好让贤了。《何碑》的确是东汉之首。不仅早于本市建安时期的《樊敏碑》（公元205）、《高颐阙》（公元209）、王晖石棺（公元212）等文物，也早于《石门颂》（公元）、《史晨碑》（公元169）、《张迁碑》（公元186）、《曹全碑》（公元185）、《孔宙碑》（公元244）等几大天下名碑。它的重现真身的确是家乡的一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