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坨子村纪事

庞坨子村纪事
王百会

之一：流亡者的子孙

庞坨子村，地处辽西平原，二百来户人家，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村名已不可考，因为村里最上年纪的老人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凭我猜测，这里此前应该是个丘陵之地，起码也应有个高大土堆之类，不然“坨子”名难副实，大概最早落户的人家姓庞吧，这才有了“庞坨子村”的由来。可是，现在全村实在找不出一户庞姓人家，莫非早已搬走了？不然，我实在不能自圆其说了。

村子有多少年历史，这也是个谜。父亲1931年在村里出生，我爷爷的爷爷就生活在这里了，如此算来，村子少说也有近二百年历史了。

村里人王姓居多，七排八论差不多都沾点亲带点故，算是一个家族的，只是远近有别。听父亲说，他的爷爷大概讲过，说我家的祖上在山东。如此说来，庞坨子村的第一代村民，算是最早一批闯关东的山东人了。东北是满人的“龙兴之地”，满清入关后实行民族等级与隔离制度，颁布禁关令，严禁汉人出山海关到此垦殖。19世纪初，黄河下游连年遭灾，那里的农民不顾禁令，成千上万的冒着被惩罚的危险，“闯”入东北求生，这即是众所周知的“闯关东”。据载，仅民国38年间，闯关东的山东人数就高达1800多万人。在前仆后继的“闯关东”浪潮里，和我生命紧密相关的庞坨子村，就是这样诞生的吧。

爱好书法的我，曾经十分庆幸我是山东移民的后代，要知道“书圣”王羲之的故里就在山东琅琊，即现在的临沂。也许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我还是羲之后人呢。当然了，这也是无从考证，权作满足我一点荣虚心的幻想了。

后来，一位令我尊敬的先生问起我的祖上，我只能模糊地回答，听父亲讲大概在山东。但具体地点，已经模糊。当听说我现在还有一个叔叔居于太原后，他猜测我的祖上不一定来自山东王氏，可能出自山西王氏。他说“闯关东”的高潮期在民国，你们村的历史将近200年，虽和“闯关东”的背景相仿，但也不排除其他可能。中国王氏一姓有重要的两支，一是山东，一为山西。山西人走西口，赴包头，再展转历通化、赤峰等地，入关东大地，和闯关东的山东人，殊途同归，也并非不可能。

山东人也罢，山西人也好，这闯关东和走西口，都是民不聊生时，逼上梁上的死里逃生。有多少人死在逃亡的路上？没有人说得清。但可以肯定地讲，我的祖辈们，九死一生历尽千辛万苦，活着走到东北，在庞坨子村这个荒芜了几百年的辽西平原腹地停下了脚步，安营扎寨，开荒种地，繁衍生息，也算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农民离不开土地，都喜欢过着“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简单平静安稳的生活，如果不是实在活不下去了，谁会背井离乡，踏上生死未卜的逃亡之路？虽然远方遥不可及，旅途充满艰辛，但与其坐以待毙，何如放手一搏？是顽强的生的欲望，让那么多走西口和闯关东的人们，离开故乡越来越远。

和选择留守的人群相比，走出来的人们，无疑是最具冒险精神和勇敢气质的优秀者。他们也真的闯出了一个人类的壮举，一次生命的奇迹。大规模的移民，使东北开始融入了更多的中原文化气息，无论是齐鲁大地，还是燕赵之邦，和遥远的东北大地从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由此而论，小小庞坨子村虽地处东北，却也和中原并不遥远了。

在我儿时的眼中，曾感觉村子真大，太阳早晨从村东升起，晚上又从村西落下，仿佛村子就是整个世界。渐渐地，随着年龄增长，村子变小了，小得就如地图上根本没有标注一个小点。转眼间，我离开庞坨子村也有20余年了。但千里之外，每每梦中景象，依然多是村中风物。

我身上流淌着流亡者的血液，我注定是流亡者的子孙。流亡者无论走多远，梦中永远都有故乡。

之二：锅底儿坑

从我记事儿起，锅底儿坑就在。

在小村之南，有一片池塘，池塘连着一条小河。只有雨季，才见河水流淌，平时河床都是长满杂草，是牧马放驴的好地方。

村人不懂池塘雅称，大家都叫它“南大坑”。每逢大雨过后，“大坑”涨水了，能淹半条村街，小孩子出门只好骑在大人的肩头。池塘最深处，在东南角。生产队年代经常挖淤泥积肥，那里留下了一个形如锅底的深坑，于是村里人叫那里“锅底儿坑”。夏天水多时，它最深处能有几房深，村里水性最好的人也心存恐惧避之不及，于是，又给那里起了个绰号——“淹死鬼”。每家大人仿佛统一了腔调明令禁止孩子们去那里洗澡，“谁去打断谁的腿！这不是闹着玩的，这是要命的事。”

王四不信这个邪。我们中间，他是头儿。虽然小学还没毕业，可他胳膊上的肌肉已经像个小馒头了，而我的细胳膊无论怎么用力蜷曲，攒在一起肌肉充其量也就是个饼子。王四的威信是打出来的，论力气我们谁都不如他，摔跤、打架也自然都是甘拜下风。

一年暑假的一个中午，风很大，王四说：“你们谁敢跟我去锅底坑儿扎两个猛子去？”半天没人吱声。“看你们一个一个的熊样，叫大人一吓唬，胆儿小得比蚊子大不了多少，都跟我去，今天我给你们‘癞蛤蟆掀门帘儿——露一小手’。”

池塘边上，浪花哗哗作响。王四夸下海口，果然不含乎，三下五除二扒光自己的衣服，一个猛子就跳下去了。大家伸长了脖子，瞪大了双眼，半张着嘴巴，一下子就震住了。马上，又有说有笑准备继续观看王四的表演。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水面除了看得有点花眼的波浪，一点动静也没有。五分钟过去了，还是不见王四出来。坏了，出事了。这回我们才真的傻掉了。

“赶紧回家，找人哪！”不知谁一嗓子，提醒了王四弟弟王五。他撒丫子跑回家报信。

王四家离池塘不远，王四娘很快哭喊着跑了过来。鞋都跑飞了，停都没停，一到水边就箭一样“扑通”一声跳进锅底儿坑里。除了一道弧线还留在眼底，水面很快又没了动静。

风似乎又大了不少，浪花已经卷上岸来了。望着一潭浊水，我们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正在这时，准备敲钟招集大家下地干活的生产队长、后院二叔远远地看到了这一幕。他扔下钟棰奔跑过来。很快，水性很好的二叔先潜到水底把王四拉上岸来，接来又把王四娘也拖上来。王四娘下去的时间短，很快苏醒过来了，可王四一直昏迷着，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抬到家里，找来大夫赶紧抢救，大约过了半个时辰，总算一口水“哇”地吐出来，人醒过来了。

从此，王四再没在我们面前耍过威风。多年以后，那天的很多细节，我都有点模糊了，但王四娘跳水救子那一瞬间，那道优美的弧线，却一直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事出后，有人问她：“你不会水，干嘛非要跳下去？”王四娘说：“当时一听到信儿，马上傻了，哪有时间想这些，只想着一定得把孩子拉出来啊。”

母爱的力量，真是伟大。

之三：拾粪的日子

随手翻书，发现贾平凹有段写“拾粪”的段子很精彩。

“一位南郊的九十岁的老人曾对我说过他年轻时与人在城南门口的河壕上拉活儿，缘头是由‘大芳’照相馆窗里蒋介石的巨照说开的，一个说：蒋委员长不知道一天吃的什么饭，肯定是顿顿捞一碗干面，油泼的辣子调得红红的。而他说：‘我要当了蒋委员长，全村的粪都要是我的，谁也不能拾。’”

六十年前的两个陕西农民，着实可爱，尤其那个如果当上蒋委员长后幻想拥有全村粪便拥有权的那位，更是深深地击起了我的共鸣。

我在庞坨子村里有过不短的拾粪史，对拾粪之难，有切身感受。小时候，我最不愿干农家活了，母亲常骂我“馋懒奸滑”，现在想来用词过狠了点。我之所以不愿干活，因为那时玩心太重，农家活累不说，光一个“脏”就够我头疼的了，而拾粪又为脏中之首。每年寒假，学校要按人征收几十斤不等的粪肥，来满足校田地的耕种。上世纪七十年代，东北农村的孩子都像猪崽子似的，谁家都差不多有五六个，不金贵。所以，干农活对农村娃而言是天经地义。一个寒假里，不仅要攒足学校的任务，火爆脾气的父亲横竖看我不顺眼，还额外要求我每天早晨必须为家里再拾一筐。想想，零下二十度的冰天雪地的早晨，从温暖的被窝里被老爹一顿乱踹给踢起来，背个破筐，手执粪叉子，十二分不情愿地走出家门一看，他妈的，一帮睡不着觉的老头子，早已把整个村街给过滤了好几遍，除了几头懒洋洋的猪故意似的在你面前摇着尾巴，哪儿还有个粪蛋的影子？

我没少在母亲眼前诉苦，说村里拾粪的比拉粪的都多，希望母亲能在父亲跟前求个情，对我网开一面。可父亲的话在我们家就是圣旨，我辛苦公关的效果很糟糕，差点一筐的任务变成两筐，于是，我只好“忍辱负重”另谋出路了。

老头子们觉轻起得太早，我拼不过他们，每天清晨的第一拨粪就留给他们吧。和一些与我一般大的“马蛋”“狗子”他们相比，我还是有一拼的，不过，那真的要以牺牲睡眠为代价，这是我最最不情愿的。于是，我又开始研究起散养的猪、牛、马等“合作伙伴”的活动规律来。村里哪些地方是猪们最爱去的，哪些地方又是牛们最常光顾的。时间长了，我感觉我都快成为它们中的一员，老李家的那头花猪看我总跟它屁股后头，似乎早存了戒心，四处和我兜圈子，害得我脚都走疼了，还是颗粒无收。

最有意思的是白天，一辆马车走过村街，好家伙，无数双小眼睛都盯着马屁股，一旦马尾巴有上翘的动作，呼拉拉冲上一群张牙舞爪的拾粪少年。我们常会为此而争论不休，最后决定，粪的位置冲着谁家的大门就算谁的，别人不准抢。那时候，我心里的确向往过拥有全村的粪便所有权，这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马什么时候在我家门口排遗，我真是算计不好，这玩意儿全凭天意。守株待兔为下策，主动出击方为上。很快，我发现村里拾粪最勤奋的老王头活动比马有规律，早上6点准时出家门，大约一个小时后，他会将拾到的第一筐粪倒回自家门口的粪堆里，再去拾第二筐。而这个时间，正是村里人最少的时候，懒人正睡懒觉呢，勤快人忙着拾粪呢。我掐准了老王头的时间差，在他倒掉第一筐粪离开后，大摇大摆走上前把他刚倒出来的粪装进我的筐里背回家，马上钻进余温尚在的被窝，来个回笼觉。老王头眼神不好，加上他的粪堆又大，我屡屡得手而不曾被发觉。

如今，老王头早不在世了，前年春节回老家，见到他的儿子还提起这事，真感觉有点对不住老人家的勤劳，好在他儿子十分爽快，抽着我递过去的中华烟，眼睛笑成一条缝，连说“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还提这些干啥？还提这些干啥？”

之四：卖树风波

我打车奔在回老家的路上。冬天怕冷，太阳也早早回家了，这才晚上五点多钟，天早眼乌了，大地黑幕四垂。在邻村的下道口，我迷路了。让司机转了三次，都发现错了方向。奇了怪了，树都哪去了？二三十年了，那一排排墙一样的白杨树，就是我回家的路标，如今路标突然不见了，黑灯瞎火的，我竟然找不着回家的路了。

这条路，我来来回回走了30多年。步行走过，骑自行车走过，赶驴车都走过。自从工作在千里之外，每逢年节回来，长途汽车一到县城，我便要再换乘出租车跑三十里乡路才能到家。夏天的时候，白杨树在风中沙沙作响，人在树荫中穿行，望着田野里辛苦劳作的人们，我心里总是感觉很踏实；冬天，大地时常盖着厚厚的积雪，沿路的白杨树没了往日的热情，光秃秃的枝丫直刺青天，仿佛两排肃穆的仪仗队迎接我的到来。可是，这次贪黑走了夜路，却突然发现白杨树们集体失踪了。

“树都哪儿去了？”刚摸进家门，我就迫不急待地追问。“卖了。”姐夫慢悠悠地说，“等明天白天你去看看，跟前儿十里八村的树都卖得差不多了，只有咱村的树都还长着。”

卖树也是能传染的。自从国家停收了农民农业税，一些手头拮据的村委会便开始打起了树的主意。有一个村子的树被电锯吱吱吱地伐倒装上卡车运走后，第二个第三个村子便纷纷开始效仿，于是，吱吱吱的电锯声此起彼伏，很快一个个村子都被剃成了秃子。

庞坨子村的树也被卖出去了，而且价格很低。消息一传出来，村民们不干了，大家自发地组织起来，一边和村委会交涉不能卖树，如果非要卖，那好，先征得全体村民的同意，树是集体财产村民所有；一边派人轮流上岗看护村里的每一棵树。树商奇怪，别的村子都很顺利，只要把村干部摆平了，砍树都是分分钟的事，为什么到这个村不好使了呢？村干部也奇怪，别的村子都很顺利，只要村委会集体决定了就能做主，为什么到自己村就行不通了呢？村民更是奇怪，这树好好的长了三四十年，早成了村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为什么领导干部非要报复似的一窝蜂地全都卖掉？没了树的村子还像个村子吗？走在路上，下雨时都没处躲，晴天暴日的没有树还不得晒成个茄子色儿？不卖，就是不能卖！

庞坨子村是镇里出了名的维权村。前些年，因为村办企业以及各种不明支出让村里背了不少债，却又不让村民知情。村民代表们集体到县政府上访，要求派工作组调查，并向村民公开账目。那次，七十多岁的老父亲也是上访代表之一。做了半辈子电工的父亲不能容忍任何一户村民偷电，因为谁家偷偷在电表上做了手脚，少了电字，全村的村民都要跟着分担这些总表多出来的电字。为此，正直的父亲得罪了不少自私之人，但他从不后悔。那次上访，得到了县里的妥善解决，村民们也算是用集体行动讨到了应有的说法。

这次卖树风波，树民们态度依然坚决，姐夫也是护树小组成员，他告诉我，为了运走已经成交的树，树商不惜动用武力试图强行砍伐，面对挥舞的棍棒，村民们迎头而上，一场流血事件不可避免，前街老左头腿被打成骨折，可他在倒地的同时，依然向村民们大喊：“给我冲！看他们谁敢动一棵树！”在勇敢的村民面前，树商退缩了，从此再不敢前来伐树。

我听着村里发生的这出悲壮的护树故事，心里真像压了块石头，什么年代了，看把老百姓都逼成啥样了？其实大家并不是完全舍不得这些树，而是完全不能接受视村民如空气任意践踏村民权力的行为。我十分自豪我也是这个村子长大的孩子。如果像其他村子一样，村民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现在甭说村子周围的行道树了，村子里面的房前屋树都可能早已一棵不剩。

离开老家的那天，我站在村头的小桥上远远望去，堤边两排高高的白杨树倒映在结冰的河面上，仿佛一幅俄罗斯油画，其中就有我在小学植树节时亲手栽下的树苗。在无数次睡梦中，故乡的原风景都少不了这些陪伴我长大的树木，有几回还梦到又爬到上面掏鸟窝了，却一不小心摔了下来……

感谢正直的村民们，留住了村庄留住树，更留住了我童年的回忆。（发表于《海燕》文学月刊2013年第5期）

补记：

前不久回老家，发现村里的树最终还是没有保住，光秃秃的西河堤上，只余破烂的树根，树都不见了踪影。麻雀们也少了栖息的家园。没了树的天空，如此苍白；没了树的村庄，总像少穿了一件衣裳。